消除礼上往来有赖权力祛魅0佛甲草

消除礼“上”往来有赖权力祛魅

不送不行自然不是为官员送礼开脱的理由。看似无奈的背后，是一些干部拿民脂民膏换高官厚禄的内心小九九，是少数官员只要自身安全不要党纪国...

不送不行自然不是为官员送礼开脱的理由。看似无奈的背后，是一些干部拿民脂民膏换高官厚禄的内心小九九，是少数官员只要自身安全不要党纪国法的扭曲价值观。而要让这股风气从官场中彻底云消雾散，通过正反两方面的道德与法制教育，让所有官员都能洁身自好虽然可行，却总因执行手段的疲软而使目标设定过于理想。让教育感化的软与制度建设的硬结合起来——既要建章立制，有法必依，加大官员送礼的违纪违法成本，又要通过简政放权改革，让一把手手中的权力逐渐贬值、祛魅，回归合理合法价位，叮上来的苍蝇自然会少许多。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期对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案作出终审裁定，决定维持一审对其作出的无期徒刑判决。萧县80多名向毋保良送礼的干部被免职，其中近20人为党政一把手（9月5日《羊城晚报》）。

观察毋保良案，礼上往来的官场亚文化是必须认真解剖的病灶之一。或许会有这样的牢骚郁积于某些被牵连的官员心头——如果不送礼，恐怕我的官帽早就丢了。再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没有八项规定，如果毋保良仍然端坐县委书记之位，刚刚过去的中秋节，这批官员恐怕不会沉浸在对送礼之风的反思中，而是为送什么礼品才能入毋书记法眼费尽心思了。毋书记家门口也定然车水马龙，送礼之人鱼贯而出，金月饼、银月饼登堂入室、争妍斗艳。在不送不行的常识面前，收礼者收得心安理得，送礼者送得正大光明。而在上官与下官一来一往的惯例和心照不宣的默契中，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恐怕早已飞到了九霄云外。

官场送礼歪风由来已久。从古时的冰敬、炭敬，到而今依托微信支付、电子商务等渠道的翻新花样，官员中的礼上往来之风可谓前赴后继、绵绵不绝。诚然，官员也是人，也需要结朋交友、联络感情；官员与官员之前，也有同事、同乡纽带，逢年过节，串串门、送送礼，似乎也能说通。然而，正如硬币的两面——官员间的交往，既可生发同僚合作之谊，也能滋长官官相护之弊；既可纾缓紧张工作的压力，也能成为权钱交易的温床。

然而，如何准确量度官员手中礼物的真正分量，在中国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官员既是同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也是公共资源的执掌者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者。官员的礼尚往来，本来就难脱假公济私、借花献佛的嫌疑，更因其下送上的礼品单向流动规律，而给了围观公众丰富空间去想象包裹在精美礼盒中的究竟是什么猫腻。礼上往来，往往有两种：一是下官有事相求，最常见的是跑官要官——这种情况下，礼与贿已经没有差别，超出道德范畴而触犯党纪国法；二是上官官威浩浩，以送不送礼、礼品轻重衡量下属干部的能力，测试其忠心，决定其前途——人治下的此种利益绑架被潜规则化最终成为维系官场稳定的重要粘着剂，而一众下官也从如下前提假设出发让礼上往来成为潜意识支配下的行为规范——不送礼，领导怪罪，仕途堪忧；送了礼，领导笑纳便好，不收顶多吃个闭门羹。只不过，此次在萧县，上述官员送的礼不仅打了水漂，自己还丢了乌纱，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不送不行自然不是为官员送礼开脱的理由。看似无奈的背后，是一些干部拿民脂民膏换高官厚禄的内心小九九，是少数官员只要自身安全不要党纪国法的扭曲价值观。而要让这股风气从官场中彻底云消雾散，通过正反两方面的道德与法制教育，让所有官员都能洁身自好虽然可行，却总因执行手段的疲软而使目标设定过于理想。让教育感化的软与制度建设的硬结合起来——既要建章立制，有法必依，加大官员送礼的违纪违法成本，又要通过简政放权改革，让一把手手中的权力逐渐贬值、祛魅，回归合理合法价位，叮上来的苍蝇自然会少了许多。

礼尚往来成礼上往来，根源在于官员行为公私界限的模糊。而判断官员送礼行为是否得当，是否动用公共资源、是否出卖公众利益、是否存在权钱交易，是一条永恒不变的标准。在缺乏制度化有效监管的前提下，采用将官员送礼一律叫停的休克疗法自然能起一时之效，但通过织密制度网络、确立制度权威彻底铲除官僚体系中以权食利的文化基因，送礼才会真正回归传统美德的纯洁，而褪去蝇营狗苟的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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